“蓝血”，一个流传于西方的悠久词汇，是迄今对精英阶层最为锋利的隐喻。我们的报道对象即锁定于这样一批精英—海归中的顶尖人群。

一百五十年来，难以计数的年轻人，远涉重洋、负笈留学—或去巴黎，或上伦敦，或闯东京，或赴波士顿，在那些古老教室内，学习建筑、化学、哲学、管理、政治—他们代表一个积弱的国家，登门求教，把新的智慧，带回古老的家国。

翻开历史的重要章节，这群人的作为，时常会被放大到影响国家命运的层面。

看看这份名单：容闳、詹天佑，孙中山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胡适、鲁迅、钱学森、杨振宁、李远哲……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演化进程，从晚清的社会改良， 孙逸仙的国民革命，苏俄思潮在中国的崛起，以及1950年后海峡两岸并肩进行的不同社会改造，乃至三十年来，中国大陆发生的社会变革，几乎所有环节，都留下他们的脚印。

而在当今，在华人社区，这个特殊人群中的杰出群体，被认为是影响国家未来的健康力量，广受期待和重视。

脱胎于古老西班牙传说的“蓝血”，今天不再局限于形容欧洲贵族的气质与情操。在东方文明的辞典里，它是深植于古老大陆的东方血脉，与崛起于海洋的蔚蓝色文明之间的交融，是两种文明不断沟通、渗透、借鉴的光明使者。

当代的远游精英，取经问道于西方，立志于嫁接两种文明，这些“蓝血”沿怎样的轨迹前行，他们如何成长，怎样构建平台，这些体制外的“蓝血”努力，能否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和认可？

一、蓝血之“血”

三十万海归中，二千多精英组成欧美同学会商会， 其中的一百二十位顶尖人士，组成了商会里更小型的高层组织—2005委员会。

他们的财富和智慧，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。他们也自觉承当着一个国家的“编外”智库。

他们是“血中之血”

2007年4月4日近午，阚凯力教授，这位中国电信领域的名人，在北京长安街上，驰过新华门，再经过天安门城楼，往东几百米，来到长安俱乐部。这座不起眼的建筑是京城最顶级的几大俱乐部之一，汇集了北京最有钱的一小部分人。

进入大厅，迎面是一座仿制的故宫龙椅，金光闪耀，富丽堂皇。但最高权力的象征摆放到一个富人俱乐部里，并不如何令人敬畏。一个指示牌放在离龙椅不远的地方：“2005委员会午餐会在8楼举办”。

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与龙椅擦身而过，上了8楼。进入包房，王辉耀与几位男士迎上来，握手寒暄。

王辉耀是今天非正式聚会的组织者，早年留学美加，现为2005委员会理事长，首届“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”之一。另一位是王春岩，西门子(中国)有限公司副总裁，美国阿肯色大学电力工程系硕士。第三位与阚教授交换名片的，原来是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博士，2001年，曾被央视称为北美最成功的25位华人之一。

有人问：“阚老师，最近有什么发言？”

阚凯力人称“阚大炮”，对媒体时出惊人之语。阚笑道：“我最近刚刚说，要取消国资委，你没注意吗？”

众人大笑。

陆陆续续又有十来位进来，他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头衔：跨国公司或创业公司的领导人，以及相似的背景：留学欧美。一句话：他们是海归中最成功的那些人。

他们和其他一百余人，以“理事”的头衔，组成了中国顶尖海归俱乐部—2005委员会。同时，在他们外围，有2000名海归，组成了欧美同学会商会。2005委员会是商会里更小型的高层组织。

在2005委员会里，除了商界大腕，如中国宽带产业基金主席田溯宁，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、《财经》杂志出品人王波明，搜狐张朝阳，还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：邓亚萍、杨澜、袁岳、王利芬，以及学界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、清华公管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、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、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等。

在这“毗邻紫禁城，与中国政府仅仅一墙之隔”(长安俱乐部营销用语)的地方，15个人围桌而坐，开始吃今天西式午餐的第一道菜，奶油蘑菇汤。没有酒，只有绿茶，没有觥筹交错，只有寒暄交谈。大部分男士着西装，但不系领带。

王辉耀自己拥有企业，留学美加后，先后在跨国公司任职，并任加拿大政府官员，后于1993年回国创业。目前研究海归，是海归中最活跃人物之一。他于2002年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，并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了商会的2005委员会。他还是欧美同学会第一个来自体制外的副会长。欧美同学会给他一个体制内的舞台，他给欧美同学会带来新活力。

大院里的新式商会

就在长安俱乐部的对面，天安门东侧的高大红墙之后，南河沿大街111号，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，朱红飞檐大门上，题着“欧美同学会”5个大字。与长安俱乐部的龙椅相比，这里的中式院门和四合院充满了民间气息，但一个门卫警惕地守卫着大门，外人难以进入。

欧美同学会事实上已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。它名义上是社会团体，但与共青团、妇联、民主党派一样，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直管，并由中央统战部代管，每年经费由全国政协划拨，其工作人员属国家公职人员。

王辉耀1997年加入欧美同学会，但感觉里面商界的人士太少 ，2002年上半年，他去欧洲访问，在出访团中，有欧美同学会的常务副会长王。王辉耀与他长谈，建议成立商会。

欧美同学会的负责人同意，王辉耀写了报告，并推荐了第一批会员一百多人，包括张朝阳和田溯宁等。2002年10月17日，在欧美同学会大院，商会正式成立。人事部副部长、统战部副部长及其他有关部委负责人到会祝贺。

商会一成立，立即打破了南河沿111号旧日的平静。商会立志吸引体制外的“社会新阶层”人士，很快，会员达到2000人。欧美同学会不给经费，商会组织活动，历来是会员捐助和AA制。如举办一个酒会，每人交200元。

王辉耀说，欧美同学会原来搞活动，很多都是聚会形式，吃饭，跳舞。但商会强调品牌，持续不断地搞月度午餐会，一月一个主题，讲新媒体、世界一流大学、民间外交等，已经坚持四五年了，在京城已有影响。

另外，商会已连续5年在中国大饭店举办年度聚会，每次都在一千人以上。与各个国家的商会搞月度酒会。美国商会负责人吃惊地发现，他们第一次碰到不用翻译的中国商会。而且，他们打破了同学会以前的模式，所有经费都自筹，不再向政府要钱。“我们形成了品牌，极大地焕发了同学会的活力。”王辉耀说。

这个商会成为会员交流的平台，有的人结交了朋友，有的找到了自己的生意，有的找到了资金、工作、会计师、律师甚至爱人。“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人有了归属感。”王辉耀说。

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声音

2005年5月的北京财富论坛上，王辉耀碰到商会副会长、时任中国网通集团总裁田溯宁，他对田溯宁说，是不是在商会的基础上，搞个更高端的组织？现在需要的不仅是相互交流的平台，还要为精英分子搭建舞台，与国家有关部门接触，建言献策，当然，也为了更好地代表海归利益。

两人一拍即合。此时，他们已感到商会的局限，需要细分市场了，因为海归数额巨大，有普通人，有“海待”(即返国待业之意)，也有顶尖人才。“我们有跨国公司和大银行的董事长，风投企业家，上市企业家，处在新经济最前沿，希望对国家贡献自己的声音”，王辉耀说，“这些顶尖人才应该成为国家的智库。”

2005年11月20日，同样在长安俱乐部，王辉耀、田溯宁、王波明、李山等人出席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，王辉耀被选为首任理事长。现在2005委员会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人。“这些人回来创业后取得成功，衣食无忧，现在要关注自己以外的东西，关注社会发展。”王辉耀说。

4月4日长安俱乐部的15人，就属于这一百二十人团队。他们每年向委员会交会费1万元，而像王辉耀这样的常务理事每年交3万元。这些会费用来支付委员会专职行政人员的工资和出版会刊等。在每月类似的非正式午餐中，一百二十位理事自愿参加。

在法国获MBA的李婧是钛极科技集团执行董事和中国区总裁，她曾组织过几个俱乐部，但与2005委员会大不相同，“我没见过一个俱乐部像这里的人一样，胸怀国家，有报国之志”。

大家吃着牛扒，轮流谈起自己的事业和近况，他们嘴里蹦出英文词的频率，并不比北京中学生说英文的频率更高。62岁的阚凯力是最年长者，他说：“我是政治候鸟，1948年随父母出国，1950年回来。1979年我是第一批出国者，1986年回来，到1989年，带老婆孩子回了美国。1992年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，我又回来了。现在呆惯了，因为气候好啊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电信界发生 “KC”通信卫星方案之争。“K”方案即采用K波段卫星直播电视节目，号称技术先进，却需要每家每户购买卫星信号接收机。“C”方案则是选用C波段把电视信号通过卫星传至各地转播站，再以电视转播方式播出，用多余容量经营电信业务。在美国通讯卫星公司极力鼓动下，有关主管部门倾向采用“K”方案，且已着手进行国际招标。

当时的阚凯力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，但在研究“KC之争”，看穿了美国通讯卫星公司的企图。美方已意识到电视直播方案必然失败，而又不愿让已经定购的K波段卫星烂在手里，因此大肆鼓吹该方案的技术先进性，正是为了把包袱甩给中国。

他写信给国务院总理，建议成立卫星公司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所有制。该信很快得到回应，阚凯力奉召回国参与方案论证，国家最终全盘采纳他的意见。1985年，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成立并采用了阚凯力所起的英文名字“ChinaSat”，同时聘请他为公司特别顾问，负责协助在美国购买卫星。

1996年始，阚凯力向国务院提交对中国电信重组的建议，并从此新论不断，反电信南北拆分，反小灵通，反漫游费，反3G，不断引起舆论大哗。

西门子(中国)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春岩说：“阚老师，漫游费可以反对，但3G就不要反对了。”

阚凯力大声说：“我反定了!”

众人大笑。阚凯力说：“因为我们早就有那技术了，外国人说我们没有3G，就是想让我们买他的设备，包括西门子。”

众人又大笑。王春岩说：“那个业务，西门子已给诺基亚了，与我没关系。”

建言献策上达中央

“我们2005委员会应该在历史上留下点东西，过三五年后再看，人家说，这帮人不但自娱自乐，还帮助了别人。”海外学人创业投资中心董事长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陶庆华建议，“比如建个海归博物馆，假如我们这帮人认为自己是高端的，那我们不做，谁来做？我们责无旁贷。”

赵民则认为：“对我们这些人来说，除了搞搞合唱，还可以做更多的事。我们可以做一些事，影响国家的政策。”